上新留学
留学咨询热线010-62561780
范文韬——北师大二附中——加州理工

说说我这个人

 

我总觉得最困难的问题是那些谁都问得出,但谁也答不上的,就这点而言,“我是谁”或许是个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课题,难怪德尔菲的祭祀们会把“认识你自己”刻到太阳神庙的门楣上。我若要现在就给出答案,确实有些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按林语堂的说法“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因此我也并不惮于在这里一吐我对自己的偏见。

    以前曾有约稿人要我写一点自我介绍,我告诉他:“范文韬是一名学生,一位业余游泳运动员,一个游戏迷、书呆子、养蛛人、造反派、蹩脚诗人、家电破坏者与修理工,他平时喜欢做做物理和数学,但最大的爱好是做白日梦。”的确,给我自己强加一个身份的标签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只是要形容一下的话,“好奇”或许是个比较准确的词语。我总是不甘心我身边还有我弄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抱着“起码看看这东西是什么”的心态,我做了许多尝试,有些还不错,有些则一团糟。但由于不论怎样我的目的都算达到了,我自然毫不迟疑,怀着同样的兴趣,开始下一次的尝试。

此外,或许“自由”也是个贴切的形容。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上面,我们家是绝对民主的。我学多久,学什么,或是玩多久,玩什么,这些事情上,父母都不吝于给与我最大的纵容。哪怕是到了决定我未来的关头,他们也不会做任何事来影响我的决定。这样做就迫使我,哪怕最开始是不情愿地,为自己所有或大或小,或明智或愚蠢的决定负责。当然,这样的习惯到了学校里有时是吃不开的,像我就常常忍受不了那些毫无理由,荒唐滑稽的规定与义务,总是想着办法绕开它们,而幸运的是我也总能找到办法。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的所谓“奋斗的动机”。可能是有人觉得我整天抱着书看,就断定我一定是一个理想远大意志坚定的“四有五爱”好青年,但现在的我应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愉悦主义者。不论是挑灯夜战还是闻鸡起舞,不论是开朋友的玩笑还是帮同学的忙,我做所有这些事毫无例外是出于做这些事情本身的乐趣。从我看来,一切过于宏伟的夙愿于实际的作为都是虚妄而沉重的负重与羁绊,在健全的心智做出判断前,并没有什么是一个人所“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对个人所作所为唯一健康的解释是他自己灵魂对于完成这件工作所感到的内在的迫切,也就是做事时所感到的由衷的愉悦。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在平日里很喜欢自顾自地傻乐呵,若没有这份快乐分担着苦恼的重负,我大概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么远的罢。幸运的是,能教我愉悦的事情又偏偏很多,从做物理到做晚饭,从看歌剧到看动漫,我的生活因而得以免于匮乏的危险。的确,囿于一隅的风景绝不是我能认可的意义,毕竟这世界上还有日月瑰丽,山川逶迤,还有彗星的轨迹,与大海的潮汐。套用一句时髦的电影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好了,浮光掠影地形容一番之后,也该详细说说我这十八年了,好让偏见也有个落脚的位置。

 

一.家庭

每回跟别人介绍我是哪儿人时总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我的祖籍是湖北孝感,籍贯写的是我和父亲都没去过的重庆渠县,而实际的老家却是万州;我的姥爷是上海人,姥姥是长在甘肃的陕西人,而母亲却又生长在新疆;我出生在西安,在新疆小镇长到四岁,后来又到了北京上学……概括来说,就是跟大半个中国扯得上老乡,在小半个中国说得上方言。

都说身教重于言传,我想父母作为我最初的老师与楷模,他们的性格对我成长的意义不言而喻。我的父母虽说都是工程师,但性格和做事风格却迥然不同。

父亲小时候赶上了倒霉的十年,结果吹拉弹唱的本领学了不少,书却没怎么读,到后来靠着焚膏继晷夙兴夜寐的复习,总算是扛着一条扁担从重庆的山沟里考了出来。据说他在大学曾经是文体部部长和弦乐队队长,但经过电力系统几十年的“改造”与“摧残”,如今已经连琴弦都不碰,俨然从文艺青年蜕变为了标准的技术宅了。父亲算不上特别聪明,但却十分靠谱,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让他给分析出个头绪来,做起事来更是严谨细致,洗碗的时候简直像是在修理什么稀世名表。对于我这种办起事来粗枝大叶,分析问题喜欢投机取巧的孩子来说,能有这样的榜样真是再幸运不过了。不过有一点应该是从父亲身上原封不动地遗传给了我,那就是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以及对问题穷追到底的兴趣。听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爱问“为什么”的时期,而托我父亲的福,我的“为什么时期”从三四岁一直持续至今。记得我在西安上的幼儿园有三辆校车,其中有一辆日野牌的十分神奇,它开起来从来不像其它两辆那样像是得了帕金森一样震得我两腿发麻,而是如同在丝绸上划过一样,尤其是到了一截下坡路的时候我总会有一段特别美妙的先轻后重的感觉,那时我每天就盼着能坐上“日野车”。我问爸爸为什么偏偏这辆车和其他两辆不一样,他想了想,然后让我跟着他挨个到每辆车旁边,一起趴下来看它们的底盘,他给我指那两辆国产车的轮轴附近黑乎乎的一叠弓形钢板说:“那是弹簧减震,靠的是压缩弹簧片防止你被颠到”;然后又给我指那辆日野车的底盘下的几个钢柱子说:“看!那个是液压减震,靠的是压缩液体,比弹簧的效果要好得多。”接着又讲了好多什么液体压强和超重失重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没听明白为啥液压减震就舒服,但那些黑乎乎的弓形钢板和据说有油在里面的几个钢筒的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的好几年里,我总是时不时地想起这问题,想起爸爸说的液体传压和人的失重,直到我把这些听起来很酷的词的意思一个个弄明白想清楚为止。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第一次坐电梯(爸爸带着我坐了十几遍,还画了好几张图才让我相信电梯不会带着整个一堵墙一起走),第一次装电话,第一次买电脑……所有这些都让我相信,不论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背后总是有一套机理能把它化成一些日常熟习的事物和道理,而反过来,哪怕是再平凡的物件,再朴素的原理,经过巧妙的组合就有可能做出极为有趣的东西。

在好奇心之外,爸爸还教了我许多修东西的手艺。说实话,我最敬佩父亲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天分极高的手艺人。他小时候,为了以后能去文工团而不是上山下乡,萌生了学门乐器的想法。于是他自己找木料,画图纸,锯板材,拼接,刨面,又是做吉他又是做二胡,连琴筒上蛇皮都是自己剥的。我虽然没有父亲那样的天分,但修个收音机电饭锅之类的还是绰绰有余的。多亏爸爸的调教,毛毛躁躁的我总算还有一件事能够细致耐心地完成。说实话,我喜欢东西坏掉的时候甚于它们好着的时候,那些出毛病的物件总跟一个个有趣的谜团似的引人入胜,拆开外壳,解明结构,排查故障,修复完善……集中注意力,一切便都能顺着思路优雅而有余地完成(不过若是稍有分心可就麻烦了,尤其是在腐蚀电路板的时候)。如果说我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优点,那“定力”肯定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之一。

我的母亲则不同,应该算是有几分天才但爱耍小聪明的类型。她小时候成绩优异但也不怎么上进,总是让那些以为她日后能成大器的人失望,但母亲也不在乎别人的什么期望,因为对她来说享受美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目标。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吧,母亲救了我的童年。相比于中国遍地都是的虎妈们,我的母亲从不在乎我比别人强多少弱多少,只是放开了手由着我的兴趣来。我的童年不知因此增添了多少色彩。在我的印象里妈妈算是标准的慈母,我唯一让她操心的就是健康问题。由于我小时候身体很弱,频繁地感冒发烧甚至还领过病危通知,妈妈总是担心我哪天会死掉因而自然不愿让我学得太累,记得初中的时候她每天都要催我早睡觉,虽然对那时的我来说早睡觉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做起来真是让人十分不情愿,但知道有人怕你生病总是件十分温馨的事情。为了让我的身体能健康一些,妈妈还总是催爸爸带我去做各种体育锻炼。我四岁多刚回到西安就开始学游泳,五岁拿到了深水证,之后就一直跟着初中和高中的孩子参加长训队,虽说后来由于课业的关系把我的运动生涯断送掉了,但那一段风雨无阻的岁月的的确确为我打下了不错的身体素质基础。后来作为娱乐我又开始打羽毛球,篮球和乒乓球,而母亲则一如既往督促父亲做我的陪练。想来我能养成健身的习惯也与这位对我身体关切入微的母亲不无关系吧。

与父亲这个技术宅不同,母亲虽说干了二十多年电气工程师,但真的没有一点工科生的感觉,就连换灯泡这种事都指望不上,做起事来也总是笨手笨脚的。反倒是她的文艺细胞还比较发达,相比于没读过一本小说的父亲,母亲就是我童年的缪斯。小时候我读的书大多是妈妈挑来的那些即使是现在看来也都是些颇值得回味的作品,而在我看来,母亲当年念出来的书要远胜于所有现在那些有声读物,在每一处我要好好想想的地方妈妈都会为我留出恰到好处的间歇,让我的思维有机会渗入到作品中去。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相信一本书的价值有一多半在于它的读者。后来大些的时候,念书就换成了辩论。几乎所有我和母亲谈论些什么的机会最终都能演变成旁征博引的辩论。最开始的时候,辩论似乎永远以我狼狈不堪而常常恼羞成怒的落败告终,直到高中以后,胜利的天平才逐渐向我倾斜。对我来所说,辩论也从仅仅为了驳倒对方的诡辩的技巧变成了为了达成一致的调和的努力,而这一点,是市面上流行的辩论赛所无法教会我的。说不定这就是母亲的用意呢。

最后一位对我有很大影响的家人是我的姥姥。姥姥仅仅读过四年书却是我唯一承认的天才。她作为那个时代的家庭主妇在姥爷去世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不仅要料理所有家务还要到处做临时工来挣钱,辛苦自不言说。在我出生后,父亲被派到芝加哥培训,我便被送到新疆的沿线小镇鄯善由姥姥抚养,于是姥姥便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老师。还记得四岁的时候姥姥给我讲鲁滨逊的故事,再大一些,她便随我到了西安、北京,但我依然听着她的故事成长,从荷马的史诗到赫西俄德的《神谱》,姥姥像一部百科全书一般,一字一句仿佛都真的出自诗人之口。但我到现在才懂得惊异于她非凡的记忆力与庞大的阅读量——据她说,这都是用“偷”来的时间看的——更不知道她是何时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书的。当然,她也常常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在她的描述里,一件事中出现了哪些人,他们穿了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衣服,说了什么话,连同说话用的不同方言,全都历历如昨日,哪怕是任何一次寻常旅行中吃的面条花了多少钱这样的琐屑也逃不过她的记忆(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我一直试图模仿她那图片式的高清记忆,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她的水平。姥姥还教过我辨识各种植物的叶子,讲给我芝麻、麦子、油菜都是怎么开的花,怎么打的籽……还有数不清的,知道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理的她的“生活常识”。

这些就是与我朝夕相处的家人。在他们的注视下,我从曾经的牙牙学语到现在的略通古今;在他们的祝福中,我由以往的病羸孱弱到如今的健壮刚毅。他们从不要求我成为强者,却许诺于我以一切成为强者所需品德与爱。

 

二.童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和我同龄的孩子会告诉我他们“没有童年”,对我来说,童年是最缤纷最绚烂的季节,在探索世界最初的几年里,疯玩傻闹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不像那些为了学奥数,学英语,学钢琴,学素描而没有尽情玩耍过的孩子,我的最初几年只有对世界最纯粹的好奇,升学之类的“小事”并不在我的考虑的范围内。对那时的我来说,来往游徙的蚂蚁的确比无聊的奥数题来的有意义得多。记得我曾经一直纳闷为什么头几只蚂蚁把面包渣搬到巢里的时候,总是走得歪歪扭扭,好不容易才撞回家门,而到了后面,蚂蚁们竟齐刷刷地走成了一条直线。我一开始以为是蚂蚁们走多了就找到了窍门,于是就从离巢较远的树上抓了几只“新手”,把它们放到面包渣边上,没想到这两只小蚂蚁用颚切下食物后竟然也像那些“老油条”一样径直回了家。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又捧了一抔细土盖在洞口和食物之间,再用脚踩实,结果这回蚂蚁们都乱了手脚,又跌跌撞撞折腾了一番才走回了刚才的直线。于是我这才明白,一定是每只蚂蚁回家的时候都在地上留了一点提示,虽然我看不见,但也许蚂蚁们看得见,它们每个都留下一点提示,而提示最强烈的路径一定也是回家最近的路线,这个方法比什么“小奥”里找“最短路线”的方法聪明多啦!当然,我直到中学才明白那些“提示”其实就是信息素,而蚂蚁也是靠“闻”而不是“看”来察觉它们的。但是,我却自信这个朴素粗略的实验远胜于中学实验室里做的那些貌似更加先进的东西,因为毕竟问题是我发现的,猜想是我提出的,实验是我设计的,而不像学校的实验课,仅仅是作为一个无脑的机器人完成课本上的指令,验证早已知道的事实罢了。这就是我的童年,曾经熬夜看家里的蜘蛛结网、捕食,曾经让蜗牛走过用盐围成的迷宫,曾经费尽心思测量彩虹的张角……我所知道的它们远比书本上的复杂、生动、美丽。而这最原始最朴实的科学探究(请允许我这么称呼它们)的乐趣所启迪于我的智慧,也远不是那些填塞知识与技能的小学课外班所能比拟的。为此我常常庆幸自己是个毫无才艺的人。

此外,我从小就记得爸爸有一大箱宝贝,现在想想其实也就是一堆导线,焊锡,烙铁,以及各种从废电器上拆下来的二极管或者线圈什么的,但长久以来我一直靠摆弄那些玩意找乐子。记得小学时候经常在路上捡一些姥姥口中的“垃圾”,比如小孩玩坏的四驱车或者悠悠球,它们大部分其实仅仅因为一点小毛病就被人扔了,往往很容易修好,或者拆了再组装成别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很快就不满足于修修四驱车之类的活儿了,随着父亲的百宝箱逐渐被我的新家当填满,我便常常把客厅当成我的工房开始鼓捣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听过父亲给我讲大坝里的水轮机是怎么发电的,我第二天就开始鼓捣我自己的“水轮机”。由于家里只有水龙头那点微弱的水流可以用,我只好把马达里漆包线剪掉一大半让线圈的匝数减少,又用四驱车里的齿轮凑了一个简易变速箱,装上强力胶粘起来的塑料水轮机再在外电路焊上象征负载的小灯泡。我不得不说整个装置漂亮极了,可惜我的小小水电站只能让灯丝微微变红,而且才投入运营不到两分钟,那水轮机就由于强力胶失效而土崩瓦解了。像这样发不了电的水电站,或者飞不上天的飞机我弄了一个又一个。当然也有能用的,比如我用捡来的“垃圾”重新组装过一辆鞋盒子大小的玩具车,一种模式下马达作动力源让车跑,另一种模式下马达作发电机点亮车上的一串彩灯,车子可以在两种模式间交替改换,让我玩得乐此不疲。后来我把它送给了一个老师,但我从没见过他玩我的车,这着实让我气愤了很久。现在想来也都怪我们这一代小孩新东西买惯了,已经没有修理旧货的习惯了,不然我说不定还真能像费曼小时候那样靠着修收音机什么的挣点外快呢。

严格来说,我冗长的童年直到上初中才正式终结。回想起那时,我关心每一株植物、每一种爬虫、每日的天气与临近天体往往甚于关心自己,要是按着禅宗来论,这物我相忘的境界还真的蛮高的,至少让日后的我难以企及,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童年所固有的尊严吧。比起日后拼命奔忙的时光来,也许这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三.中学

    我的童年是在初一戛然而止的。由于我既没上奥数班又没啥特长,因而能上三帆几乎仅仅是因为我的运气好,才作为补录生被招进了英语实验班(有点像是wait list中被录的幸运儿)。我一开始以为那些上了好多年奥数的人都是远比我聪明的孩子,因而为了避免我的智商被人鄙视我也开始认真学了一点数学,结果发现数学确实是个被我忽略的有趣玩意儿。靠着市面上花花绿绿的教辅书,我很快就把初中的那点数学看完了,之后又自己找了许多竞赛教程以及通俗的数学普及读物,从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费马、欧拉、拉格朗日、阿贝尔、伽罗瓦这些名字,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几何概型、三角函数、分型与极限。对于那样一片陌生而尚待征服的领土,我的好奇心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整个人几乎瞬间便醉于其中。就连运动会的时候我也躲起来看数学。当然,这样一段痴迷的时光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成绩会比以前好很多,倒不是因为我突然开始用功准备考试,而是碰巧考试开始考一些我正在努力学习的东西。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糊里糊涂就考了年级第五名,前四名还全是数学班的孩子,这让我大吃一惊,突然觉得我还不比那些学“小奥”的人笨多少。后来我记得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我就变成年级固定的第一名了,而且我在英语班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没有学过奥数的出色的数学高手,由此我开始相信学所谓“小奥”除了挤占有益的课外时间外几乎很难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倒是生产出了不少从此讨厌数学的人。

我和我那位朋友从此成为了英语班的“叛徒”,一起不亦乐乎地比赛因式分解(后来证明很有用),背三角函数数值表(这个倒是都忘了),还曾经摆过“心算擂台”(娱乐为主)……我们两个在课内的数学上总显得游刃有余,反倒是英语颇为乏善可陈。初中时我学习英语唯一的途径就是当时我一本接一本买的许多原版科普小册子,其结果不难想象,我那时的词汇大多数是类似“endoplasmic reticulum” 之类“用不上”的奇怪单词。这样的窘境直到后来开始读散文与小说才有所缓解。至于我现在最爱的物理,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科学,则是初一快结束的时候才接触的事物了。说起来我开始系统学习理论物理的方式还真是挺奇怪的。在初一第二学期,我开始接触微积分,作为高等数学,微积分的起点是很低的,即使是比较高端的定理也有十分直观的解释,而恰恰是出于微积分的直观解释,我开始了解各种力学的定律并逐渐摸索经验。在做数学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定理与公式中寻找它们的直观意义与物理实在,比如解线性方程组在我的头脑中就是求若干平面的交点,这样,奇异线性方程组无解或有无穷多解的情况便分别对应于有两个平面平行或重合的直观表述了。因此,只有找到了一个命题的物理实在(往往不止一种)我才会觉得自己明白了它的意思。这的确为我日后能顺利地在各种场合引用适当的定理提供了不少方便,然而也使我在数论面前总显得手足无措,我丝毫看不出“pi的小数中最多有多少连续的8”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当然,形而上的数学家们对此会有很大异议)。我开始学习力学的动力恰恰来源于这种思维方式,“求导”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好比是“求速度”(当然,对导数的理解远不止速度一个),因而二阶导自然是加速度。那二阶常微分方程呢?当然就是运动方程咯!借着学习微积分的光,我补了不少物理定律,也解释了不少物理现象,反过来,它们也都在帮助我理解着微积分广阔的内涵。还记得刚开始学习微积分的那一段时间,我真真正正体会到了“生活被点亮”是一种什么感觉——当我看见所有那些飞掠而过的鸟儿,起伏蜿蜒的山丘,高高抛起的篮球,我从心底知道我有一种强大的语言可以描述他们的存在与过往,这语言胜过任何文豪的堆叠铺排,强于所有骚客的重章叠唱,那就是数学,自然的语言。

然而我真正体会到物理的美妙之处则是在初三下半年。当时我偶然淘来了两本很老的《电磁学》,没想却撞上了久寻不得的宝贝,有一阵就是去超市也总带着它们,赶在排队结账时匆匆看上一两页,就这样,法拉第与麦克斯韦成了常伴我身旁的伙伴,而正是他们的杰作让我看到了物理学美妙的统一性。我的心里至今还深印着当我全部的电磁学知识——从吸引纸屑的带电棒到麦克风里的放大电路再到广播、手机发射的电波——那熟悉又陌生的一切被四个优雅得让人吃惊的方程概括时感受的强烈冲击。难怪波尔兹曼在看到麦克斯韦方程时忘情地引用《浮士德》的诗句:“写下这些记号的难道是一位凡人吗”。相比之下复习中考倒像是些轻薄的琐屑,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总以为,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于精神与意识上的顿悟要比那些看似决定性的“大事件”要来得重要,就像费曼所说,在未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会因电磁学的发展而被铭记,相比之下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无关轻重的插曲。

初中还有一件欢乐的事情,那就是从初二开始每天午休时我的“讲课”时间。当时我刚刚发现MIT OCW(公开课)这个好东西,而且很快便被Walter Lewin讲8.01与8.02时那一份为师者传道授业的帅气所打动,进而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也像他那样深入浅出又欢乐十足地讲解我所中意的话题。于是我去找班主任老李商量,开明的老李很爽快地答应把班里的午休交给我,第一次当“老师”就这样容易得让我自己也想不到。我讲的课一不计考勤二没有学分,有没有人来捧场便全凭我的造化了。还记得十分尴尬的第一节,我原本打算讲讲数学史,于是便从希腊城邦时代的数学开始说起,结果我那死气沉沉的声线与各种佶屈聱牙的名字协力赶走了几乎所有听众,只剩下一个腹痛的同学留在教室里听我自顾自陶醉着讲完了第一课。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饱满的教学情绪,因为我几乎仅仅是为了过一把讲课的瘾才站到讲台上的,至于有没有人听倒次要了许多。每天上学我都会在脑中暗自备课,琢磨该怎么能讲出Walter式的抑扬顿挫,偶尔也琢磨一点段子放进去娱乐我自己。也许是我的教态有所改进,也许是讲的话题更加贴近生活,总之听众人数上的进步很快,不久便有其他班的孩子过来“旁听”,这着实让我骄傲了一阵。长期以来,午休时间成了我愉快的责任。大多数时间我会以浅显的物理知识去分析一些生活中有趣的小问题,这样为同学们所喜闻乐见的话题为我收获了不少成功的课堂。可是这份欢乐到了上高中时却被很不开明的新班主任认为“打扰同学休息”而提前封杀掉了,想来也真是可惜。如果说这段经历给了我什么重要的经验的话,那就是世上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肚里有货倒不出”的借口,无论是谁在听,使我无法把某一问题讲明白的唯一原因是我并未真正理解我所要讲的问题;若是使智力正常的听众如堕九里云雾,那便铁定是讲者的失职了,这与听众的水平或能力其实关系不大。

中考报志愿时由于老师们的挽留以及离家距离很近的吸引,我并没有多想什么就留在了本校高中部。若以集体生活论,高中确比起初中要差上不少。印象里我初中的班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整体,无论是什么活动,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有种被丢下的感觉,只要你想为大家做点什么,总是有机会的。但到了高中,所有权力集中到了几个本就内定又万年不换的班委身上,作为被排除在班级“政治局常委”之外的平民学生,我很难对这个被硬捆起来的所谓集体有什么归属感。记得中考后我们曾在山间漂流,到湖上放歌,面对浩浩濛濛的烟涛一同追忆过往,眺望未来;而这样的心绪在高中却早已泯灭殆尽了,仿佛同学们都只盯着自己心里打着的小算盘。我的高中从此成了我一个人的高中,纵使有过再多的光荣与屈辱,也难以有谁再与共话流年了。

自然,高中的我开始埋头于自己的世界。而拜它所赐,我的小世界在高中迅速地变得丰富起来。我养成了听音乐的习惯,一开始是伏案工作时作为调剂的轻音乐,但很快我便从Enya清谈的音乐转向了莫扎特热闹的协奏曲,后来是巴赫的组曲,亨德尔的清唱剧,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威尔第的《茶花女》……以至爵士钢琴,民谣和近几十年兴起的音乐剧。虽说我不会乐器,也没受过训练,但靠着平日空闲时普及的乐理以及常年听曲子积累的经验,对赏析各式各样的曲子也算是摸到了门道。我对音乐的风格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恶,不论是巴赫数学一般严谨精巧的作品还是贝多芬或瓦格纳恢弘的宣叙,在我听来都各有一番独蕴的魅力,前者留下的是纯粹的美,而后者常能让我感动至落泪。此外,我读书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那些初中时不曾太留神的文字,到了高中也成了我的趣味所在。从初三以来,我开始对梭罗、爱默生、乔伊斯以及昆德拉等人的文章有了兴趣,倒不是因为他们舞弄文字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入木三分的思考。纯粹的文字很难对我有多少吸引力,满篇炫目的铺排还不如只言片语的智慧。诚如韩昌黎的门客所言“文者,贯道之器也”,我读书时也总是抱着一点“能得些道理”的期望,像我这样“闻道则喜”的读者是不愿花太多工夫与纯粹的文字相周旋的,因而对许多靠故事或抒情取胜的名著我并没有什么了解。当然,由于文本上我一般会选择原版或是英译本,故而它们在英语文字上为我提供的帮助也不可小觑。学术方面,我很少再读科普作品,转而更倾向于看一些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以及第一手的材料。我渐渐养成了订阅Nature电子期刊的习惯,虽然对于其中的论文部分我还没法严格意义上“看懂”,但作为为我描绘前沿动态的窗口,其中的Nature news和research highlights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另外还有许多文章其实娱乐意义要大过科研价值,读来也不失为一种另类的调剂(比如重达170吨且满是“噪音”的中微子“电话”什么的)。

当然,也不是说我的高中生活就仅仅是闷头一个人。高一组建新社团的时候我拉了一伙人跟我去做物理实验(其实原来我们打算搞个电子竞技社,可惜学校没有批准)。由于活动时间不多,再加之有许多人都是凭着兴趣来玩一玩的新手,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实践,只能从非常基本的实验操作以及一些经典实验开始。我们常常为了像用光电门测重力加速度这样不起眼的小实验就得做上十几到几十分钟的重体力劳动(比如连续的蹲起之类的),这吓走了不少体育不过关的同学。其实现在想来当初完全可以做一些不那么“严谨”刻板而是更酷更有乐趣的实验,或许动手做一些实用的小玩意儿也会是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每周末雷打不动的羽毛球时间也让我有了一群相对固定的球友,其中既有本班的同学也有外校的朋友。相较游泳来说,羽毛球除了健身锻炼外还有不错的社交功能,我们每周像小联赛一样的活动让我有了几个难得的密友。不过,我最喜欢的社交方式却是“相互提问”。我对问题向来是来者不拒的,从初中开始,我便成了班上的公共答疑机,许多原本休闲时间也被用来帮这个或那个同学琢磨各式各样的问题。母亲当时总是笑我“缺心眼儿瞎忙活”,不过我倒从不这么认为,相比花着钱去课外班等别人留作业,义务答疑倒是占了不少便宜,像这样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高中以后,班里问我问题的人不像原来那么多,而其它学校却忽然有不少人开始在网上问我问题,连跑到美国上高中的老同学也发邮件过来求助。像这么给我面子的事情我自然不辞辛苦甘心效劳,当然,他们的问题比以前那些要刁难许多,但相应地解答的成就感也要来得更大。由于几乎所有问题,有的的确是在苦思冥想之后,都能被我解开疑难,这些日常的回答也成了我重要的自信来源。其实为大家答疑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给了我向别人提问的机会,这样一来一往,热烈的讨论便变得常态化了。我总以为,身边有没有一群勤思好问,锐意坦诚的“peers”远比有没有一个好老师来得重要,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的东西甚至超过一所大学。对于我来说,讨论圈子里的peers甚至比同班同学还要来得更加亲密些。他们的牵绊才是我真正的至宝。

高中时,我还有许多时间投给了各种学科竞赛。老实说,我并不是适合竞赛的人,因为一到那种必须窝在椅子上趴在桌子前,还限定了答题时间的场合我就思路枯竭;对我来说,案前终日紧张的苦思冥想还不如院子里片刻悠然的散步放松,往往前者上下求索而不得的思路于后者只消片刻便俯仰皆是了。不过作为一个心理素质不太过关的选手,我还是参加了不少学科竞赛,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成为我看课外书以及不交作业的重要借口。整个高一高二我去过好多市里面的数理化竞赛,也赚了不少一等奖二等奖,因为好奇,我还参加了AMC与AIME,没想到考了学校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而且后来这两个考试的成绩在申请Caltech时竟然还在supplement里用到了。高二第一学期,我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结果我成了北京赛区高二唯一一个进入实验复赛的学生,这下我便有机会向学校申请停课准备竞赛了。有着导师的包庇,我向学校要了一间实验室和各种以前玩不到的器材。每天我在实验室里从早晨7点多一直呆到晚上9点,说是准备竞赛实验,其实主要是由着自己的兴趣玩。我记得当时净干了些用激光衍射测量自己头发粗细或者在笔记本上照着示波器画各种频率比的李萨如图之类的事情,正儿八经可能考的实验倒是没怎么做。后来去考的时候果然摸不着门路,由于不知道得自己把监考员叫过来登记实验操作的分,我的实验考的并不怎么好。但即使这样,以我导师当时打听来的排名我也是能进北京代表队的。于是我还一直憧憬着厦门的全国总决赛,可是没想到物理联赛还有“查分”这么一回事,而且查分后常常能把成绩改高,于是有几个人查过分后刚好把我挤出了名单。就这样,我第一次联赛以一个颇为遗憾的省一等奖收了场。这当然让人不甘心,于是我决心来年卷土重来。由于不怎么担心课内的成绩,高二那一年我便放开了刷题,草稿纸真是算了一摞又一摞。这么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干了一整年,本想着应该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可是来年暑假后由于打篮球受伤去医院检查时却发现,我偏偏把十字韧带弄断了,半月板也被撕裂,只有等着韧带再造手术了。而悲剧的是,手术日期正好排到了联赛的考试日上,于是无论如何我都注定是去不了决赛了。这个结论令人窒息。当时有那么一阵子感觉辜负了无数关心我的人,对自己更是失望透顶,生活显得暗淡无光,奋斗也了无意义,整个人都颓丧得不成样子,几乎真要沦落到老俞所说“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那种状态了。不过现在想来也许我应该庆幸这次意外,正是那些躺在病榻上无助的分分秒秒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我所真正深爱着的那些事、那些人。而这,也许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为重要的一课。

 

四.科学

在这里单独写这么一个章节也许会有些突兀,不过于我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两个字的含义绝非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知道是不是总在搬家的缘故,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内心里其实十分孤僻内敛,虽说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也总能交个三五朋友,但总觉着难以与人亲近,甚至习惯不了别人碰我,哪怕是父母。相反,自然却像是我最最直接的亲人与伙伴,总在以最和善的面容宽慰我所有的忧伤与任性,在晨雾中,在大雨里,在秋日无垠的落叶上与午后令人眩晕的阳光前,我那些小情绪全都湮没在造物的光华里,只留下观察这些神迹时强烈的愉悦。而当我第一次从大人的口中得知这雾雨雷电是如何形成时,当我第一次从书里弄明白是什么点亮了太阳时,我就如同得知了好友的秘密一般兴奋得难以言述。我在阳光下幻想着太阳炽烈的内核中望不到边的氢的海洋,幻想那无穷无尽的物质在融合中升华为光明,像这般持续了不知多少个千年。因为这些知识,我不仅能感受到直观的光与热,就像所有人那样,更能由此追溯到另一个层次的美,那层不能是用眼而是用心看到的美。这种美就如同一个无处不在的避难所,在所有那些灰色的日子里无条件地接纳我,让我有信心再回到我的小社会中像以往任何时候那样继续努力为大家所接受认可。而这给予当初那个孤独孩子的帮助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长大一些的时候,科学对我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些有趣的知识了,它逐渐教给了我许许多多为人品质与做事的素养。我相信,科学是一种思维的态度与认识的形式而非知识的集合;是活的智慧而非死的教条。她不允许任何主观的歪曲,由此人们学到了诚实的态度;她的规律放之四海皆准,由此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从不依赖任何权威的断言,由此人们有了众生平等的概念;她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可能,由此人们摒弃了盲信与妄从……一直以来,只要有人在说什么“科学剥夺了世界的诗意”之类的鬼话,我便会不分场合地为她辩护。就像费曼在他的《物理学讲义》所说,一个仅仅当朱庇特是一个人的时候才懂得怎么歌颂,而当他是一个以非凡速度旋转的巨大氢气球时则哑口无言的诗人并不是真正的诗人。当然,这曾经让我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也让一些人讨厌我,但只要能减少人们对科学那模式化的误解,这都值得。以这个角度而言,科学是一种太过重要的品质以至于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科学家们。事实上,任何怀着一份天真去了解、描述世界的人都是懂得科学的人,梭罗如此,惠特曼如此,而他们并不见得非得是科学家。

我还记得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感觉自己羸弱且毫无前途;起初无法下地,只是一瓶瓶地输液,望着惨白的天花板发呆,看着昔日争强斗勇得来的东西须臾间蒸发殆尽。渐渐,那些格外漫长的清晨与黄昏用孤独洗清了我大部分的自负与虚荣,我才开始发现,潦倒落魄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健康;我惊喜地发现自己仍然爱着物理,那些辛劳耕耘的果实并未离我而去,它们让我在看着输液管中流下的盐水时忽然想起泊肃叶公式而忍俊不禁,让我对着夕阳的余晖忘情地联想起散射的模型。一切的不幸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我依旧深爱着我所做的事情,这,便足够了。

科学对我来说,确实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如果我能许愿一种伴我终生的能力,我希望能够将每一点抽象的知识化作对这世界真真切切的理解与体会,能像婴儿般惊讶于宇宙的每一分协和,能够沉醉于理性的力量与美。即使我没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在今后仰望天空中那一抹淡蓝之际,我也一定能想起当年的瑞利。

大概,总有一些东西能让我们忘掉自己卑微轻浮的人生,恋人一般单纯地希望它好,而这,才是人生坚实的基础。

 

五.申请

我最初萌生在国外读书的念头,大概是在读费曼自传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的时候。其中有两处我的印象很深,一处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它虽然不像MIT的那样设计得如同艺术品般精致,又有层层防护,但却在乱糟糟的满是甘酞树脂的实验室里靠着实验员手工操作做出了当时最好的实验结果,费曼颇为激动地评论道:“I suddenly realized why Princeton was getting results. They were working with the instrument. They built the instrument; they knew where everything was, they knew how everything worked!”这着实让我对普林斯顿有了莫名的好感与向往——“Because they worked with it”!像这样的脚踏实地的先锋精神对我来说有着太大的感召力。另一处描写发生在费曼纠结于该到康内尔还是加州理工任教的时候。那时他正在加州理工访问,在他穿过小小的校园前往自己的办公室的短短几分钟里,先是一个家伙兴冲冲地告诉费曼他关于宇宙年龄最新的计算结果——那是一个对旧理论颇有意义的更正——然后还没等他走几步路,当时还在读生物专业博士的Matt Meselson就跑来跟费曼讲他刚刚发现的大肠杆菌分裂时DNA的半保留复制模式——这毫无疑问是里程碑式的结论。费曼在书中说:“And I realized, as I finally got to my office, that this is where I've got to be, where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fields of science would tell me stuff and it was all exciting. It was exactly what I wanted, really.”当时我便暗自默念道:“This is where I've got to be. This is where I’ve got to be!”那时我想,不论如何,也要到这两个地方去看看才好。

虽然这个梦想由来已久,但也许觉得这不是在高中便可以实现的,我迟迟没有把本科留学放入我的计划表中。直到高二第一学期,我才决心为了一直的梦放手去追一把,我知道在一所没有多强留学氛围的高中里选择这样一条路注定要忍受一段孤独,但的确是时候把出国留学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了。时间已经是够晚的了,但好在没有错过末班车。为了迎接完全陌生的考试,我在寒假参加了新东方的SAT强化班。有了专业的指导,上手做题对我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按着所讲的方法自己多加练习,正确率与速度的提升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时间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个问题,从认识SAT考试到第一次真刀真枪地上场考试只有三四个月,这期间我还得为课业以及各种学科竞赛留出时间,能真正用于练习SAT的机会少之又少。回想起那几个月真是要将人的效率逼到极限,但好在5月上阵时我还没有怎么怯场,2240的成绩也算对得起之前的奔忙。其他的标考大抵都是如此,虽然时间紧,但总还算够用。不过如果要我重新开始的话,我一定会提早做准备。

不过面对Common App的申请表格我才发现,标考在申请中仅仅是几个填空的位置,而除此之外还有好几页的课外活动、兴趣短文、自述以及补充材料什么的,这些让我一时间慌了阵脚,不知如何下手。但好在我参加了Workshop,作为本科留学DIY的“黄埔军校”,它覆盖了我对申请的几乎所有困惑。每一节课周容老师都会以大量的前辈实例以及让我们畅所欲言的讨论时间来教给我们申请中每一项内容的含义与要求,启发我们自己对文书写作的思路。在我看来,Workshop就像是自我反思的动员会,老师不仅让我们对申请有了清楚的认识,更让我们对自己的爱好秉性与优势所在有了体会,因而能够发现以往那些为自己所忽视的闪光之处。毕竟,让AO认识你的前提是要认识你自己,而这,也是Workshop的意义所在。不过对我来说,最让我高兴的是能在Workshop认识到这么多有趣的“同道者”。与我同期的学员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既有曾经同班的老同学,也有千里而来的新面孔,而每个人都有着色彩斑斓的人生经历,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兴趣特长,能认识他们真称得上是一件幸事。在我认识的新朋友中,有不少是学有所长,技有所精的第一流的人才,能在Workshop中与他们相识相交,是我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而在这之后便是纠结的文书写作了。虽然动笔之前总感觉有千言万语呼尔欲出,但真到了要对自己向往的学府说些什么的时候,却又忽然言语涩绝,不知该如何表白心绪了。幸而有周容老师时时刻刻为我提供建议,审查文书,这才在几番纠结之下完成了最困难的一步。

作为DIY的申请者,一般来说会申请多达十几所学校。但是当我开始递交申请时,脑中却实实在在只剩下了两所心仪之处——Princeton与Caltech. 以往的憧憬忽而又复活过来,我不想再做什么选择了,坚决地删掉了其它所有学校后,我决心只把这两所做好。我尽量地将所有“选交”的材料都交上去,尽我的可能让学校了解我的愿望与我的能力。当所有的文书材料都被递交上去时,我面对着电脑屏幕突然感觉无比的释然,似乎最终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在申请的过程中,在Workshop上,我已经在辗转纠结中想清了许多问题,既有我一直秉持的夙愿,也有我应该贯彻的心态。

最终,Caltech录取了我而Princeton拒绝了我。对于这样的结果我还是颇为感激的,我总觉得它们一个肯定了我现在的能力,另一个肯定了我发展的空间。而对于那个天涯咫尺的梦,我并不敢说已经追到了尽头,在大洋彼岸的加州,还有一大片我未曾涉足的土地,一如既往地生机勃勃,一如既往地有待征服,它将是我为我的科学洒下汗水的田野,将是我挑战高峰的凭借,对于有志于远方的人来说,大学仅仅是一切的开始,那个梦,注定还要延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3号银网中心B座616

Copyright © 2015.上新教育 京ICP备15063247号

在线咨询
留学咨询热线010-62561780